杨尚昆之子杨绍明 中南海里“小萝卜头”摄影师
他是曾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之子，他给邓小平拍了12年照片。他就是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、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会长杨绍明。
缘起
■毛主席特别喜欢“小二”
■中南海里“小萝卜头”摄影师
■为小平伯伯拍第一张“个人照”
记者：据我所知，您的哥哥是在“西安事变”以后出生的，您1942年生于延安，因此乳名“小二”。
杨绍明：是呀，延安岁月是在战火纷飞中度过的。抗战胜利到解放战争开始，曾有一段和平时光。那时我和毛主席的女儿李讷、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、任弼时的儿子任远、王若飞的儿子王兴等常常一起玩。依稀记得毛主席发糖果的事：那时延安的生活很艰苦，官兵都是大锅饭。可是当我们跑到毛主席身边的时候，会从他手上得到几颗糖果，那可真是高兴的事情。
我父亲杨尚昆1948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，1949年初，中央机关迁往北京驻扎香山，有一天全体中央委员合影，我在旁边玩耍，毛主席喊我：“来！小二，你也来一起照。”有我父亲在场，我不敢上前，毛主席不由分说拉我到他身边拍了照。毛主席那天好高兴，摸着我的头说：“杨小二呀，将来可以当中央委员，候补期18年。”叔叔伯伯们哈哈大笑，当时我也觉得好笑。
记者：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摄影呢？
杨绍明：大概是在我12岁的时候，父亲说你愿意学照相吗？他有一台莱卡相机，后来又有一台禄来福来相机，都是德国造的，只是胶卷是苏联的。他教我入门之后我又学会冲洗和放大。我学摄影不同于别人先拍风景花卉什么的，我一开始就拍人物，先拍我父母，然后是中南海里其他领导人，他们是看着我长大的。那时中南海有个摄影科，新华社摄影部中央组的记者在那里值班，有侯波、杜修贤、孟庆彪、张彬等，我向这些经历了战争风雨的老记者学习，获益匪浅。
中央办公厅信息集中，领导人有活动，只要允许，我都想方设法挤进去拍照。活动中领导人也不在意我，工作人员还和我打招呼：小二来了，拍吧。记得有一次我学着新华社记者的架势边倒退边抓拍，小平伯伯笑起来：“这个小二，还会倒着拍。”
记忆最深刻的是1958年5月25日，毛主席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，我跟着侯波为毛伯伯拍照。
那是个星期天，一大早我就带足设备跑到怀仁堂门口，中央委员们都是坐斯科达大面包车去工地。我就跳上了毛主席那辆车，他坐在车厢靠后的位置，我说：“毛伯伯，我去给你照相。”毛主席说：“噢，好好。”他边说边站起来，他个子高，嘭地一声头撞到车厢行李架上，把我吓坏了，警卫赶紧过来，毛伯伯说没有事，把我拉到他身边坐下了。
结果那天拍得不尽如人意。一到十三陵水库工地，成千上万的群众围拢过来，水泄不通，簇拥着毛主席走上一个高台，“毛主席万岁”的口号声经久不息，杨成武在那里也“指挥失灵”。毛主席根本没法劳动，只是走到库底铲了一会儿土。由于人多，侯波和我都发现镜头上落满尘土，只能用肉眼取景，我们一边擦镜头，一边拍照。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投入到劳动中，惟独毛主席被困着，最后只好调来轿车把毛主席送回中南海，我也随行。回到游泳池，工作人员忙着给毛主席脱下透满汗水的衬衫，毛主席打趣地说：“这叫什么劳动啊，完全是在看人。”
记者：您为小平同志拍照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吗？
杨绍明：差不多吧。1954年，中央决定调邓小平来北京工作，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。周总理要我父亲打电话通知他，小平在电话里说，免了吧，我还是在西南工作。我父亲说，免不了，主席都同意了，要你全家一起来。
我父亲和小平伯伯1932年在中央苏区相识，我母亲李伯钊长征时和他在一起，都是四川老乡。他来京后两家经常串门，一道吃川菜、看电影，假期时也有机会一起到外地，有时他们家合影，也叫我过去拍。
1956年小平伯伯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，这以后我给小平伯伯及家人拍过很多照片，最初是他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集体活动照，譬如东风轿车开进中南海，后来又拍他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谈判等等，难得拍到的一张“个人照”，是他拄着拐杖“喜摘咖啡豆”。那时小平伯伯工作异常繁忙，但他也会劳逸结合，有一段时间他很喜欢打台球，一次不小心被打蜡的地板滑倒，腿骨摔裂住进北京医院。伤愈后和其他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到海南岛视察，记得在兴隆华侨农场的咖啡园，小平伯伯应邀和大家一起摘咖啡豆，我拍下了这张传神的劳动照。
在中南海，我还拍过周总理学游泳，陈毅打乒乓球，贺龙学毛选……尽管那时我只是新华社记者的一个小尾巴。
我的少年时期是在五十年代中央领导人团结、融洽、一家人似的氛围中度过，我亲眼目睹了他们之间那种战友情谊，那真是一段难以忘怀的日子，现在想起来更令人回味。
劫后
■“文革”不堪回首
■圆梦 摄影
■小平伯伯反对神化
记者：听说“文革”中您遭受了很多磨难———
杨绍明：十年浩劫是几代人的灾难，我想今天是否有必要谈这些？
记者：您知道学界始终有一个观点：“知人论著”，了解作者的经历有助于对其作品的理解。您的经历与您后来所表达的东西，不是密切关联着吗？
杨绍明：“文革”开始时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，专修中共党史，即将毕业。说起读北大，是听从了我父母的意见。我高中时新华社去四中招摄影记者，当时我想应招，但是我父母没有同意。父母同我摆道理，说你的文化基础还没打好，一定要到大学接受高等教育，然后再搞摄影也不迟。他们特别提到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就选择了历史专业，你也要考进北大，学历史，可以丰富头脑。后来我终于如愿以偿考进北大历史系，并选择了中共党史专业。
“文革”刚开始，我父亲就被打倒了。继“五·一六通知”后，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又全票通过决定，正式撤销彭真、罗瑞卿、陆定一、杨尚昆四人的全部职务。其实早在1965年底我父亲就被调离北京，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，1966年5月22日降为肇庆地委副书记，几天后又调任山西临汾地委副书记。到任后便被“隔离审查”和“监护”。
江青、康生到北京大学动员学生造反，没想到康生在大会上说：“中央刚刚打倒了‘彭罗陆杨’反党集团，杨尚昆就是你们同学杨绍明的爸爸。”我当时就在会场上，康生话一落地，我顿时就被同学围起来了。我被关进牛棚，算是年龄最小的“反动学生”。全校大会批斗，校长陆平、彭珮云“陪斗”。有一次我在台上被打昏，押出会场时，一个造反派用红缨枪猛扎我的头，头皮被扎开长长的一块，鲜血冒出，我昏倒在地，造反派把我扔进地下室。幸运的是还有人同情我，有同学晚上偷偷进来用医疗针给我缝上头部伤口。至今我的头顶上还留有伤疤。因为不承认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”，我被造反派蒙面绑在椅子上，给我过电，上电刑……
记者：令人发指。但更加令人难过的是，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在中国最高文化学府。那时您内心绝望过吗？
杨绍明：说心里话，我绝望过，有过一次轻生的念头，内心全是困惑。但我又不服气，拼命顶着。我常想：毛主席那样关怀我，我们也是那样的信任他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运动开始的时候，我是坚信父亲犯了错误，信任毛主席胜过信任自己的父亲，直到1971年“林彪事件”发生。
记者：听说您后来在张家口部队农场种过水稻，在河北、山西前后教了7年书？
杨绍明：“文革”对许多人而言是10年，对我则是13年，我们一家人13年后才团圆。当然再见小平伯伯也时隔13年。
记者：那就让我们翻过这一页，说说您与小平伯伯的劫后重逢。
杨绍明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我父亲恢复工作，我也在北京大学全校大会上得到平反，学校根据我的意愿分配到新华社广东分社担任摄影记者，终于圆了我少年时的摄影记者之梦。
由于父母的原因，杨绍明从小对邓伯伯就很熟悉。两家是老乡，常常串门，一起吃川菜，一起看电影。
杨绍明回忆说，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邓小平就是一个铁杆“球迷”。即便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，他还忍着病痛看足球转播赛。
杨绍明说，历史上几乎没有政治人物像邓小平一样经历过那样跌宕起伏的“三落三起”，而他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克服困难的决心。
记者：“文革”之后，您什么时候又见小平同志？
杨绍明：我要交待一下，许多干部子弟十年浩劫后都选择了出国留学，但是我担负着新华社记者的任务，另一方面又照顾着“文革”中瘫痪致残的母亲，并协助她八易其稿，创作反映红军长征历史的剧本《北上》。1980年夏，我和剧组人员到当年红军爬雪山、过草地的川西北体验生活，临行前在成都杜甫草堂意外遇见邓琳，大家都特别高兴。邓琳告诉我，第二天要去爬峨眉山，“老爷子也一起去”，这真是意外的惊喜。
我是第二天在开往峨眉山的专列上再见小平伯伯的，这是十年浩劫后第一次见到他，并有机会为他拍照。小平伯伯很高兴，还是那样幽默：“小二啊，又来照相了。”
记者：一起登峨眉山，您是怎样为他拍照的呢？
杨绍明：这里可有一个生动的故事，也是一个运气吧。记得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谭启龙提出用轿车将小平伯伯送到半山腰，他不同意：“坐车子，没意思。”坚持拄杖步行。
只见小平伯伯精神抖擞，在崎岖的小路上走了个把小时。我走在前面，在一个土坡前发现一位进香的老太太正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休息，我觉得机会来了：如果小平伯伯和老太太说话就好了。只见小平伯伯扶杖跨上这个土坡，看到了路边的老人，马上发问：“老乡，万年寺还有多远？”老太太没有认出是邓小平，漫不经心地回答：“不远了，前面就是。”就在这一问一答之间，我按动了快门。画面上，小平站着问，老太太坐着答，身后是绿油油的玉米地，当时四川农村已经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如果仔细品味其中大有新意。这张作品由于正确还原了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，在全国摄影评奖时获得银牌奖。
后来那位老太太看到一队人马走过去，才觉得刚才问路的不是一个寻常人物，她就跟到万年寺前，看到许多游人围拢着在向小平同志问好，她急走几步跟上来，腿一弯要下跪，被工作人员一把扶起，这时小平伯伯以他特有的风格，用四川方言说：“又不是要拜菩萨！”
这句话，给在场的我很大震撼，简简单单一句家乡话，蕴含着他对“文革”的思考与总结。
杨绍明回忆说，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邓小平就是一个铁杆“球迷”。即便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，他还忍着病痛看足球转播赛。
杨绍明说，历史上几乎没有政治人物像邓小平一样经历过那样跌宕起伏的“三落三起”，而他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克服困难的决心。
记者：还有一个问题，邓小平他老人家在世时，是否看过您的摄影作品，有过评价吗？
杨绍明：我接受过很多境内外记者的采访，提这个问题，你是第一个。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当时小平就有反应，小平很喜欢我拍的照片，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他还曾发问：“小二来没来？”《邓小平》画册编辑出版以后，听邓家亲属和工作人员讲，老人家认真看过这本画册，这是一部多位摄影记者拍摄的邓小平时代画卷。据说他一页一页仔细地翻看一遍，看完没有讲话，是很满意的神情。
杨绍明说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小平是随意而不拘形式的。他批阅文件不是坐在办公桌前，大多数是在家中那张木条沙发椅上，或坐或半躺，随看随批。
1985年邓小平坐在藤椅上轻轻掀起小被子，怜爱地看着襁褓中小孙子的照片，让人看到卓越不凡的邓小平有着那么柔情、平凡的一面。
随着小孙子的慢慢长大，又有了那张流传甚广的“82+1”的照片。那时是北戴河的海滨浴场，1岁左右的小孙子撅着小嘴巴去亲82岁的爷爷，在爷孙俩将亲未亲的一刹那，杨绍明拍下这个瞬间。那是一个非常甜蜜的亲吻，邓小平的表情十分陶醉。子女们把照片拿给小平看，他哈哈大笑：“两个丑八怪。”孩子们不同意，他脑子快得很，马上改口，“两个撅嘴巴。”随后说，好，赶快加洗，一家一张。
一天，杨绍明去邓小平家，正好看见他坐在沙发上看《参考消息》。他戴着花镜，没穿鞋，两脚轻松地搭在前面的软凳上，很随便又很舒服的姿势。孙子小弟捣乱闹着要让爷爷讲故事，卓琳说，小弟，来，奶奶给你讲故事，小弟这才安静下来。杨绍明赶紧捕捉住这一镜头，这幅照片作为组照《退下来的邓小平》之一，在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赛中获奖。杨绍明问评委为什么喜欢它？他们说，因为我们看到了家庭生活中真实的邓小平。▲李俊兰
